首页 >> 新闻中心 >> 天下徽商

【当代徽商】余渐富:草根李鸿章

如果有人把湖南首富梁稳根比做曾国藩,领袖工商湘军的话,那么安徽南翔集团董事长余渐富就可谓工商淮军中的李鸿章。

文/本刊记者 迟宇宙

这位“胡润百富榜”的常客尽管位置忽上忽下,也从来没真正进入“百富”的行列,但他以其坚毅和持久,赢得了安徽工商界的普遍尊重。即使那些比他掌握更多财富的人,也愿意称其为真正的“大哥”。

投机倒把者

余渐富1956年出生在安庆的一个乡村里,20岁开始干生产队长,到了1978年,他厌倦了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和贫寒的境遇。他死活不干了。“我当队长好几年,只积累了一只手表,这怎么行?”他说。

他计划着干点儿“投机倒把”的营生。尽管风险很大,公社里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但是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开始倒卖起柴禾来,“没倒几次就相当于当了好几年队长”。

余渐富挥手告别“农民”,除了要冒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的风险外,还要忍受来自乡民和左邻右舍的指责。“因为我是农民,农民不种地叫不务正业,”他说,“我顾不了这些,日子实在是太穷了。”

“日子实在太穷了。”那不是余渐富一人所面临的现实。谁都知道,1978年冬天的中国就像是一台庞大但又充满毛病的大拖拉机,它安静地躺在那里,偶尔哼哧一下,但却显示不出一丁点儿力量。看起来没什么希望,除非有人能改变这种了无生气的局面。

在此之前,已经有农民开始反抗那种了无生气的生活,他们决心为未来冒杀头的风险。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大转折终于在那年冬天到来了。不知道是命运之手还是历史的选择,总之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孤注一掷在一个矮个子——邓小平身上,他决心要将这台拖拉机修好,他意识到,中国必须改变现状,必须学会比建造废墟更多的东西。

那一年冬天,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为这个国家确立了“改革”和“开放”的道路。“开放”与“改革”这两个充满期待与想像力的词语,终于正式地出现在了中国政治的语言谱系当中。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邓小平重新启动了这辆老迈而破旧的拖拉机,使它的引擎发出了惊人的轰鸣。

1979年,余渐富决定与过往做一个正式的告别。他在小镇上开起第一家日杂小店,当上了个体户。那是一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日子,人们对他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也会表现出鄙视和轻忽,似乎每个人都在等待他的失败。可是余渐富居然慢慢地做了起来。当他发现冰棒受欢迎之后,他就办了个冰棒厂;当他发现录像受欢迎之后,他就开了个录像厅;当他发现商贸批发能发财之后,他就搞起了商贸,除了零售外还偷偷摸摸地搞批发……总之,只要不违法,只要能赚到钱,他就去搞什么。

没几年的时间,“营业额不仅超过县供销社,而且成为池州地区个私经济中的利税大户”。余渐富也变得很有钱。1988年,国家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余渐富说安徽是从他身上开征的。

“那时是为生活所迫,没有想到要做大企业,更没有做企业家的想法。”可是时势由不得余渐富犹豫。外面已经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好消息,私营企业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余渐富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1970年代末我搞个体户是因为生活所迫,是为了过好日子。1992年底的时候我比较矛盾——到底是做小作坊过好日子还是干一个企业做老板?”他说,“我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咬牙决定去搞企业。”

没有人支持他搞企业。1990年代初期,民营经济的处境又变得异常寒冷;如果不是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往前走,还是就此打住,安分守己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余渐富的家人也反对他。以前他们认为他“不种地,不务正业,放着队长不当干个体户,是个搞歪门邪道的懒汉”,后来他们就跟他天天干架,反对他再次冒险。可是他一意孤行,战胜了家人,也“战胜了自己”。

1993年9月9日,余渐富从工商局拿到了营业执照,公司的名字叫安庆市南翔贸易公司,主营糖、酒批发业务。他们开张的时候大放鞭炮,借机昭告:从南翔进货,假一罚百!那时候假货横行,余渐富告诫他的员工说:“谁要是在南翔卖假酒,南翔就端掉谁的饭碗!”没多久,余渐富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板”。

接下来的事情没什么值得陈述的,除了糖酒贸易外,他又搞起了汽车运输、广告装饰、家用电器和酒店。到了1995年,余渐富的南翔在“中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中排名第138位。

“现在呢?”余渐富有一次讪然笑道,“现在不知道能否还排得上138位了。”

草根富豪

自从出现在2005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之后,余渐富就牢牢地在上面占据了一个位置,尽管这个位置远远落后于那些光艳照人的名字,尽管他所从事的行业和领导的公司与他的姓名一样,显得土里土气。

有一次余渐富陪一位领导到广东考察,那位领导问广东一位企业家:“究竟是你的产业大还是渐富的产业大?”那位企业家说:“我的产业大。”那位领导说:“我觉得还是渐富的产业大些。相同的条件下,你在广东这里能挣10块钱,渐富在安徽只能挣一块钱,环境不一样啊。”余渐富嘴上没说,心里却在想,哪止10倍啊,至少得是20倍的差距。

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大名鼎鼎的“徽商”,但“徽商”却从来没有在现代中国成为主流的商业力量。贫穷、落后、封闭、保守……这些沉重而苦涩的字眼多年来一直笼罩在安徽的头上,他们同样也变成了“现代徽商”无法去除的精神枷锁。在这样的商业条件和商业环境下,一位守法的安徽商人必须付出比沿海省份商人好多倍的努力才能够获得相同的收益。

在沿海企业家主导的工商潮流里,安徽本土企业家只能是一种陪衬;与那些年轻的新经济富豪相比,余渐富们只能算是一种保守力量;与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代表的精英力量相比的话,余渐富所代表的只能是真正的草根力量。

真正使余渐富这位土生土长的安徽富豪变成现代企业家的,是安庆光彩大市场。在安庆这座地处皖鄂赣三省交界,有“千年渡口百年港”之称的小城里,它同样显得“草根”。

1998年,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发出“将部分资本同老少边穷地区的资源结合起来,做光彩事业重点项目”的号召,余渐富“认领”了安庆光彩大市场。在当时的33个“全国光彩事业重点项目”中,有5个光彩大市场,余渐富“认领”的这个,无论是从区位还是各种条件来说,都远不及另外4个。

1998年6月24日,安庆光彩大市场在被当地人称作“寒塘坡”(意为偏僻、荒凉)的地方奠基。那一天下着雨,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对这个光彩项目进行回访,他看到各种落后条件和一片荒地、一片灰暗,很是担心。晚上10点,他把余渐富叫到房间谈话,说:“渐富啊,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啊。”余渐富就给他讲自己的判断和想法。

2000年,胡德平又到安庆回访,发现这个项目居然成了。他很高兴,就把2001年的光彩事业年会放在安庆召开。人们让余渐富介绍经验,余渐富说:“我哪有什么经验啊。我就知道一点:我不懂房地产,所以我不搞房地产。”

他将搞房地产比做种地瓜,每年都要种,每年都要收,每年都要卖,不卖就烂了;可是做商贸和物流却是种人参,虽然前期的培育要很大投入,但是以后每年都会有大回报。

今天在安庆市,光彩大市场几乎变成了一个地标建筑。开出租车的、拉板车的、捡破烂的……随便拉个人出来,都能准确地说出它在哪儿。

余渐富颇为得意,他说:“安庆这个市场都11年了,如果去搞房地产,不早就卖光了吗?可是现在这块小地,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创造了多少源源不断的价值?”

来自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08年安庆光彩大市场的交易额接近200亿元,解决了5万多人的就业,超过6500家商户当中,“百万是小户,千万是中户,亿万的大户都出现了”。

安庆光彩大市场的成功使余渐富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草根之路”,他开始四处布局,不断建造这种代表“草根”的光彩大市场。“安徽蚌埠的那个,进程虽然缓慢,但效果还可以;河南商丘的那个,依然处于培育期;山东泰安的那个,还不错;四川南充、河南南阳的,都是只参股不控股……”

为了这个布局,2003年的时候,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余渐富、胡成中、张文中、王玉锁聚到了一起,探讨中国物流业的现状。2003年他们旗下的安徽南翔集团、温州德力西集团、北京物美集团、河北新奥集团合资成立德美奥翔投资有限公司。他们宣称,他们要创造出一种与沃尔玛、家乐福不一样,也与温州、义乌不一样的模式出来,让“批发商没有买不到的货”。

他们的合作获得了一些成功,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他们中的张文中如今身陷囹圄,德美奥翔的雄心壮志,除了一些股权合作外,有时候像是战略层面的纸上谈兵。

但余渐富得往前走,他意识到,无论德美奥翔未来如何,他得继续将他的“大市场”做好,让自己能为未来寻找到稳固的依靠。

非企业家

余渐富一直不肯接受“企业家”的称呼。他有一次对人说,在我们这个氛围里,企业家必须要有政治家的手腕、军事家的魄力、科学家的思维和外交家的风度。“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里,有些东西并非偶然。我这一生也无法成为一位合格的企业家。我肯定没有政治家的手腕、外交家的风度。我的综合素质不行。”

他曾经多次对媒体说:“我还在补课,一直在补课。像我们1970年代做企业的创业者,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但199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企业就大不一样了。所以我这么大的年龄,还要一直上学,很吃力,管理这么大一个集团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我必须要补课啊。经营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潜质:给哥哥两块糖,给我一块,我就知道少了。管理必须通过后天补课。”

或许在余渐富看来,自己无论再补多少课都无法成就为伟大的企业家,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找到自己的逻辑和位置。

“小企业是蚂蚁,一看就透;大企业是大象,蚂蚁在大象脚上爬,大象可以不管,但必须得知道。我十多年的一个思路就是,任何一件事都要找到它的规律和逻辑。”余渐富说,“我有两个口袋,一个装着一百个问号,一个装着一个句号和感叹号。凡事尽量问个明白,有效果了再掏句号和感叹号。”

有一次余渐富开自己的玩笑说:“黄鼠狼变猫,能变到哪里去?”还有一次他自我评价道:“我这个人,做点小生意还行,要在官场上,一个月就被人轰下来了。”

余渐富曾对一个访问者说:“我对家人们说:孝敬父母、孩子读书这两件事,我肯定是要管的。还有就是如果发生了不可抗力的事情,我也会管。但如果是平日过生活都困难了,就别来找我,即便是乞讨也请绕门而行。因为我认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是需要创造价值的,不仅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美满,还要创造和争取对社会做出贡献。我决不希望我自己做出来的企业使家人养成依赖的思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我绝不允许的。正是在我的这种思想的长期影响下,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很自立,他们大多是个体经商者,自食其力,过着幸福而满足的生活。”

余渐富的创业故事已经持续了30年,而这30年里,他的每一步都紧跟着中国的脚步。邓小平为这个国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后,他选择了从商;邓小平南巡之后,他选择了创造真正的企业。

现在,中国进入了下一个30年,虽然比起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来他还年轻,但是那个属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时代正在缓缓谢幕。

余渐富非常年轻的时候,特别羡慕安庆城里的一些富豪,觉得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偶像。可是当他变成一个财富偶像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他此前的偶像如今光环已经消退,其资产已经不足自己的十分之一。他知道,时代必将往前推进,自己的“偶像”地位也必将为他人取代。他准备坦然接受这一切。

在已经结束的30年里,余渐富算不上一个值得人们顶礼膜拜的财富偶像,但是他代表了中国无根无底的一代草根民营企业家的崛起之路,代表了来自这个国家最底层蓬勃的生命力与向心力。

因为有余渐富这样的人,中国才变得更具希望;也只有出现了更多的余渐富这样的人,中国才会走得更远,脚步才会更坚毅。

《投资家》:你怎么看原罪问题?

余渐富:“第一桶金”、原罪问题,这东西现在还有人认识不足,还在拿这个说事。至于南翔集团,从来没有戴过“红帽子”,以前是彻彻底底的个体户,现在是彻彻底底的民营企业,都能说清楚。反正我们就坚持一个原则:允许做的就做,不允许做的不做,已经做了的也停下来。

我们照章纳税,该交多少交多少。我就对我们的财务部门说:“少交了税,你去坐牢;多交了税,找你算账。”现在安庆两家纳税大户,一家是中石化,另一家就是我们。

《投资家》:你怎么看诚信问题?

余渐富:我这30年走过来,走到今天,算是很幸运。回过头来看,能做到今天,完全是靠诚信。以前我有一个合作伙伴老搞假酒,很赚钱,我劝了他很多次,他不听,我们就拆伙了。诚信是大问题,是基本条件。但这个问题不完全是个体问题,还存在制度问题。比如,我们打交道的一些地方政府就存在着失信、赖账的问题,我们去讨账讨得苦哇!所以,最关键的是要让不诚信的人和组织付出高昂代价,只有从制度上打击失信,才能真正树立起诚信来。

《投资家》:如果你现在退休了,你会去做什么?

余渐富:我可能会考虑投资一家酒店,年纪大了去过安逸的生活。说白了,人生很短暂,像我这个年龄,还剩下多少天?就算有10000天,优质的生活也不多了。所以得想开了。我有一些筹划,会慢慢把公司的治理结构做好,慢慢淡出。

《投资家》:你怎么评价自己?

余渐富:王石比较想得开。李嘉诚有人格魅力。人分很多种,我算是一个小能人吧。

《投资家》:目前还健在的人里,你最欣赏的是谁?

余渐富:我是一个喜欢看悲剧的人。经验只是参考,我想看失败者的教训。我想看他们是怎么倒下、破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