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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徽商】余渐富:行动的先觉者

1979年,中国人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复活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

这一年,已经在东至县胜利镇余村当了三年生产队长的余渐富,厌倦了一成不变的贫寒生活。多年后,余渐富对于当时的窘境还记忆犹新:“我当队长好几年,只积累了一只‘中山’手表,这怎么行? ”

在中国内地,具有个体色彩的经济活动还显得那么小心翼翼和寥若星辰。

为生活所迫的余渐富决定与过往做一个正式的告别。他在东至县胜利镇上开起了第一家杂货小店,当上了个体户。而此时,远在萧山的鲁冠球已经拥有了一个400名员工的工厂。

个体户,在当时它指的是像余渐富这样的没有国家保障,自主创办小店小铺的人,它听上去似乎百味杂陈,有蔑视、有同情,也有对“自由身”的羡慕和嫉妒。

此时的人们还在担心干这种买卖会不会挨批斗,挣了钱会不会被别人拿走,23岁的余渐富已无暇顾及,在当地他已经被贴上了另类的标签。

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余渐富慢慢地做了起来。当他发现冰棒受欢迎之后,就办了个冰棒厂;当他发现录像受欢迎之后,就开了个录像厅;当他发现商贸批发能发财之后,就搞起了商贸,除了零售外还偷偷摸摸地搞批发……总之,只要不违法,只要能赚到钱,他就去做。

对于余渐富最初的创业史,村里的大多人都能说上一段。他做生意总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村里人曾这样来评价余渐富。

1985年,初尝财富滋味的余渐富开始从事糖酒批发生意。在此期间,关于他诚信待人、童叟无欺的经营故事每每流传坊间。凭着良好的信誉,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的营业额就超过了供销社,成为池州地区个私经济中的利税大户。

1988年,国家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而安徽个人收入调节税是从余渐富身上开征的,余渐富印象深刻。

1989年的中国是困难的,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尤其是刚刚萌芽的私营经济停滞不前。国家开始对国营体系外的新兴经济体进行严厉的税收和行业的整顿。

以至于当余渐富打算将东至日益扩大的批发部迁到安庆时,却引来了东至县税务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这一年,私营企业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材料、造成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在这一年,安徽又一标志性人物“傻子”年广九却因为账目不清没能逃脱牢狱之灾。由此,税务部门对于余渐富连日的查账和额外的补税似乎在“情理之中”。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企业改革所积累的变革锐气遭到了挫折,宏观调控导致经济骤冷。来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全国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和自然歇业的比比皆是,在广东省甚至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外逃的小高潮。

在发展周期中颠簸的中国经济轮船上,余渐富看不清航向,困惑不已。“我们是人民的朋友还是人民的敌人?一边允许我们的存在,一边又没有同样的国民待遇。 ”余渐富用食指用力地敲击着办公桌。

在这一阶段,民营企业更像是政府的私生子,政府对大儿子国营企业还得小心扶着走路的时候,对民营企业只能是冷眼旁边。无怪乎多年后的今天,余渐富仍耿耿于怀:“管理?管理就是罚款。”

稍感欣慰的是,从1978年至1987年由年广九引发的关于“个体户到底雇佣几人算是剥削”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现在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辩论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了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这种“七上八下”的质变让余渐富今天回忆起来还惊呼“荒唐”。

所幸的是,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

执着的叛逆者

1990年,余渐富应东至县土产日杂公司驻安庆办事处的邀请,以经理人的身份,承包了连续亏损多年的办事处。他从改革经营机制和分配制度入手,以民营企业特有的服务意识,使办事处迅速扭亏为盈。

“我们是人民的朋友还是人民的敌人?一边允许我们的存在,一边又没有同样的国民待遇。”余渐富用食指用力地敲击着办公桌。